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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德国国内在对华政策上出现两种声音：一是加强合作，二是减少依赖、限制合作，中德经贸关系的不确定性加大。然而，促进对华出口，加强在中国的经济存在，仍是德国发展双边关系的主要动力。中德均是国际秩序的构建力量，两国应妥善处理制度差异，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共同阵营对抗和泛意识形态化等因素的干扰。

　　“时代转折点”是德国2022年的年度词汇。俄乌冲突的爆发，动摇了冷战以后的欧洲安全架构，标志着过去三十年德国对俄政策的失败，也促使德国政府反思对华政策。在过去一段时间，德国政界和媒体出现了一种妖魔化中国的潮流，中德经贸合作被片面地解读为德国对中国的“依赖”，中德之间的价值观分歧被放大，两国之间的政治互信出现裂痕。

　　2023年，德国执政联盟将提出新的对华战略。减少依赖、人权问题和，有可能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影响中德关系发展的关键词。

　　在对华政策方面，德国执政联盟内部存在比较大的分歧：社会主张以问题为导向，延续默克尔务实合作的对华政策；绿党和自由强调以价值为导向，对中国事务持批评态度。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德国国内在中国问题上主要有两种声音：

　　2022年11月德国总理朔尔茨访问中国，成为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第一位访华的欧盟国家领导人，也是党的二十大后第一位访华的西方主要国家领导人。在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朔尔茨明确表示不希望与中国“脱钩”。朔尔茨的对华政策有两个基调：第一，中国的崛起不是限制合作的理由，德国需要面对来自中国的竞争，同时在符合双方利益的情况下寻求合作。第二，平衡竞争与合作需要分寸感和实用主义，而不是加强保护主义。

　　加强经贸合作是冷战以后德国对华政策的基础，但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则尝试对这一路线进行调整，主张把人权问题作为塑造未来中德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德国绿党主政经济部后，对中德经贸关系在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发展提出质疑。德国经济部正在制定新的对华贸易政策，旨在加强德国企业在中国业务的风险管理，减少对华投资，同时限制中国企业在德国投资。

　　德国执政联盟协议明确德国将在“伙伴、竞争及制度对手”的框架下，寻求与中国的合作。综观现阶段的德国对华政策实践，“竞争”和“制度对手”的因素远甚于“合作伙伴”。作为欧盟的第一大经济体，德国未来对华政策的走向受到中美战略对抗以及俄乌冲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中美战略对抗是影响德国对华政策走势的重要因素。俄乌冲突期间，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德国总理朔尔茨明确表示，未来在对华政策方面，将与跨大西洋伙伴加强协调。美国希望德国在对华问题上采取清晰立场，但是德国在与美国协调并承担成本方面犹豫不决。受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事的影响，作为制造业大国和出口导向型国家，德国面临诸多挑战。“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打破了德国长期以来的能源安全布局，能源短缺导致制造业成本上升。

　　在“美国优先”的原则下，美国在许多领域把德国视为竞争对手。当前德美之间的最大分歧在于拜登提振美国“再工业化”的《通胀削减法案》，其中的贸易保护主义条款使欧洲制造业处于竞争劣势。如果分歧无法得到解决，美欧之间可能爆发新的贸易冲突。

　　乌克兰危机仍在继续，结果难以预测。未来几年，如何应对与俄罗斯的利益冲突，将是德国内政外交面临的主要挑战。随着俄乌战事的发展，德国迫于安全压力必须调整对华战略。中德经贸关系的体量远甚于德俄经贸关系，对华采取强硬措施必将对德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德国所谓“减少对华经济依赖”，并不等同于经济“脱钩”，而是在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领域寻求国际合作的多样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政策层面，欧盟和德国近期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欧盟的“全球门户”计划和“印太战略”，旨在加强对中国周边国家的投资，寻求替代化生产。在地缘经济方面，德国有意寻求亚洲政策的再平衡，重视发展与日本、印度等国家的关系，加强德国在印太地区的参与。

　　德国国内在对华政策上的争论与博弈，为中德经贸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受德国对华政策调整的影响，中资企业近期在德国投资遭遇波折。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德国外交部和经济部高调呼吁减少对华依赖、限制中德合作，但是对德企在华贸易与投资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成员国是欧盟对华政策制定的核心，主导中欧关系的发展。作为中国在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德国对华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种反应。促进德国对华出口，加强德国在中国的经济存在，仍然是德国发展双边关系的主要动力。

　　对于中德关系的未来发展，可以有两点期待：一是妥善处理制度差异，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二是共同阵营对抗和泛意识形态化等因素的干扰。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德国是欧盟第一大经济体，中德两国均是国际秩序的构建力量。在应对气候变化、新冠疫情、粮食安全等全球挑战方面，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中德合作都具有重要意义。